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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也可以申请规避掉某些证人的证词或部分诉讼程序。

然而，他的这一论断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使法理学界在看到过去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更应当且有必要对我国法理学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行全面的审视和自我反思。因为彼此所论争的权利到底是在基石范畴意义上讲的，还是在中心范畴来讲的，容易存在逻辑上的混乱。

比如，在以维护物权稳定和保障交易秩序的为目标的民商法中，正义表现的最核心价值是自由，而平等是每个人得以享有自由的基础，基本秩序是实现自由交易的前提条件，效率则是平等的自由交易的必然结果。以上方面往往是在对方有了法理上的行动后，我们才想起被动性运用法理来回应。如前所述，如果法理学的基石范畴是正义的话，那么对于各部门法学而言，其主要的使命则是阐释正义在其部门法中的具体体现，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形成自我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另一方面探索具体体现的正义的制度化体系的构建与适用。在这一点上，法理学教材要为学习其他法学课程提供知识、理论、和思维基础。我们知道，法治的实质是良法善治，它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还是指导原则、行为方式和文化传统，更是一种思维方式。

尤其是关于研究范式尚整体不意识，缺乏理论上的共识性自觉。因此，法理学需要一个能够超越权利与义务范畴的，更具一般性、普遍性和概括性的范畴作为其基石范畴。这两种共产党员都会导致共产党变质，所以共产党不仅仅需要思想建党，而且需要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以保证其道德性和先进性。

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11.[俄]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习近平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党中央以下的各级党组织所确立的党内法规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立的法律之下，但各级党组织所立的党内法规在本级人大及常委会所立的地方性法规之上。

两个基本原则中，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更加根本。12.［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

政体是否优良不在于统治者的人数，而在于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行事还是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党员的政治身份先于公民身份，所以在适用法律时党规在国法之前。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不将共产党的领导权纳入到法治的轨道，社会主义国家就永远走不上法治的道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走领导-管理型法治，而非自治型法治。

在党导立宪制设计下，宪法正文中专门一章肯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同时对共产党的领导权给予具体的规范，这部分规范就是最基本的党导法规，宪法中还有最基本的国法。不少法律人认为现代法治就是三权分立和多党竞争的自治型法治，主张现代法治与政治无关，实质上是将资本主义法治看作是普适的。昂格尔的研究表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治型法治是非常罕见的历史现象。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经济制度，在坚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效率，通过所有制和再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领导是一种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领导者与追随者以互相提升的动机和道德水平而彼此结合，为了共同追求的价值去行动。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个政治力量就是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

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旧中国家族型统治的君主制，是现代民主国家。

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是一般社团，通过竞选执政成为执政党，政党在法治中没有特殊的位置。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法治模式的选择常常采取回避的或者羞羞答答的态度，不能正视共产党的领导在法治中的地位，将共产党的领导放在法律之外。领导是做正确的事，管理是正确地做事。中国共产党依据党章党规管党治党，所以党章党规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与否在于领导党，在于关键少数。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是一个整体，同时中国共产党有8900多万党员，450多万基层党组织。

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在《法律史解释》一书开篇所言，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法律的稳定与变革的妥协是法律成长的原则。宪法有三个功能：首要功能是确立政权的正当性，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应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正当性。

4.《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自由权有助于保障每一个人免于暴政，但在许多时候，尤其是在已经解决暴政问题的社会，自由权容易成为强者要求作为最强者的政府给予其发挥才能的权利。

西汉末期的杨雄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宪法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和统一大法，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应该在宪法范围内活动。

也就是说，人性具有善和恶两种因素，它们都是与生俱来的，经过后天的熏染和学习，发展善的因素则成为善人，发展恶的因素则成为恶人。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长期没有真正走上法治道路也与这种魔咒密切相关。领导-管理型法治适用于金字塔型的政治结构。我们常常不区分作为整体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各级党委或党组、党员或党员领导干部，使得这个问题陷入混乱。

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可谓说出了消极自由权的核心。从更一般意义上看，现实中的人是善恶并存的。

昂格尔以古代中国为例提出一种有代表性的法律制度，即官僚法。其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宪法之内，宪法发挥统帅的作用。宪法是制宪主体创造的，宪法之上不再存在规范，宪法是母法。

另一种是宪法中有最基本的党导法规，同时在具有立规权的党组织和立法权的人大同级之间也有党导法规，这部分党导法规都需要各级党组织和各级人大通过。中国共产党以共同体利益为价值，统揽全局和协调各方，依靠国家法律规范驾驭资本，平衡社会各个阶层利益，从而在经济上实现共同富裕和政治上实现共同自由。《共产党宣言》中设想的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然而，执政党的定位大大降低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的定位。

领导型法治与管理型法治不同在于领导型法治中有一个在德能上先进的领导党引导社会进步，并且需要从法律上保证领导党在德能上是先进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二元法律体系，包含国家法律体系和以党章为根本大法的党规体系，并通过宪法将党规体系和国法体系统一起来，由此构成党内法规、党导法规和国家法律的三法统一体。

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就应该成为该国人民的先锋队。是政治决定法治，而不是法治决定政治。

我们的健康和体力，心智和性格品质，生来就千差万别。第二种是党适用的规则与人民适用的规则不同，党适用的规则要求低于对人民适用的，这样使得党可能为所欲为，如此党领导人民的党导制成为党主制，是人民所深恶痛绝的。